编者按：1977年，中断了10年的高考重新开考。此举改写了当年二十七万被录取考生的人生命运，几乎是近三十年来唯一没有争议而得到社会各阶层认可的改革制度。当然恢复高考的意义远不止此。当年的华中农学院也在那一年招收了700多名本科生。畜牧兽医系七七级刚好选择高考三十年后重聚华农。聚会上，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名家教授——77级兽医二班的生活委员——即兴念了两句话：“恢复高考首次迎战上金榜狮子山下南湖岸边勤读力耕成栋梁；重上岗位再度创业显辉煌天南海北四面八方立己达人传四方”，这可能是对那个群体命运的真实描述。

采访对象：
李名家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
黄大喜 原湖北省襄阳区畜牧局办公室主任
毕丁仁华中农业大学动科动医学院院长
宋文登 武汉市江夏区畜牧局调研员
丁书田 湖北黄石市畜牧局局长
段为松 湖南永州市原种猪繁育公司

高考前，我是民兵连长
记者：听说您16岁高中毕业后就担任了大队支部书记，还当过兵、援过藏，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李名家：我读书的时候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学制都缩短了，小学读了五年半，初中读了两年半，高中才两年，加起来不过10年时间，所以1975年高中毕业的时候16岁。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为响应毛主席号召，高中毕业生在离校前都宣誓“扎根农村60年”，所以我就回家参加劳动。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在大队里是比较有文化的，又出身贫下中农，所以我一回去就担任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主要负责组织青年突击队上水利工地，做墙报搞宣传。1976年10月4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还不满18周岁。入党后，我进入大队支部委员会，又担任了民兵连长，并没有参加正规的军队。我是1998年去西藏的，当时是响应农业部的政策，在西藏的一所畜牧学院作了三年副院长。
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您在做什么工作？出于什么考虑参加高考的？
李名家：当年10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我当时还是我们大队的民兵连长，蹲点生产队组织“三秋”。我一听说政策允许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高中毕业生报考，就决定参加高考。我叔叔是高中教师，他觉得我读书时成绩不错，有潜质，就很支持我。后来，他拿了一份高中二年级的数学期中试卷给我做，我居然一道题都做不出来，当时很没有自信，甚至想放弃了。叔叔就鼓励我说：“你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那个时候距离高考一个月左右，我就在叔叔宿舍每天看书，复习备考，晚上经常熬夜到12点才睡。因为是在学校，不懂的题目可以问老师，而且没有压力，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备考的，所以复习效果还不错。
高考一共考了五门课：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和化学，其中物理化学是一张卷子。总分400分，我考了189分。我高考志愿填的是清华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专业都是数学，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数学学得不错。不过分数不高，后来就被调剂到了华中农学院兽医专业。当时觉得能上大学就很不错了。上初中时，班上一个同学和一位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合影留念，我非常羡慕，觉得能站在长江大桥上照张像就很了不起。
记者：听说您会唱京剧，是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吗？那时候的大学生活跟现在相比有什么不同？
李名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下都学样板戏，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选段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唱。每天都听，耳濡目染，想不会都难。那时候的大学生活和现在很不一样。比如说，入学时，我们都是自己挑着行李到学校报到的，没有人送；平时我们都是在宿舍上自习，七个人的宿舍一到晚上便鸦雀无声，过了九点钟，才开始弹琴、下象棋娱乐一下；学校娱乐性的社团很少，文学类社团很多，快毕业的时候才修了集体舞蹈，我们每周还要进行半天的政治理论学习；同学们相处都很好，学习、生活上谁有困难都真诚帮助。我们班上一个同学上大学时已经32岁了，高考前一个月刚做了第四个孩子的父亲，平时他的家人也会到学校来探望，他爱人还帮同宿舍的其他人洗衣服；食堂的伙食在当时是很好的，差不多每顿都可以吃饱，一星期还有一次加餐，加餐的时候有粉蒸肉、海带排骨汤等，一到那一天，学校里基本上无人外出。我们同级的一个同学，入学时才70多斤，一个学期长胖了30多斤……
记者：回首30年前的高考，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李名家：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考试还是所有选拔方式中最公平的，所以，恢复高考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大突破；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更是重建了社会公平与公正机制。事实证明，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是选拔人才的好机制。1977年的高考，不仅改变了二十七万人的人生，而且基本上选拔出了那个时代的优秀人才。那几张高考试卷，在不知道那段历史的人眼中，可能就是个笑话；但知道那段历史的人，都能感受到现实的沉重和喜悦。

同宿舍的四兄弟30年后重相逢
记者：高考前，您们分别在做什么工作？参加高考时的情况怎样？
黄大喜：我高中毕业后正值文化大革命，高考制度突然中断，不能考大学的我不得不下乡劳动，当过农民，也当过民办教师。本来以为自己的一辈子就在农村度过了，谁知1977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考入了华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成了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进入大学，大家都觉得这个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都很努力。同学之间相处也很融洽，我当时是班上最大的学生，大家都叫我大黄。除了学习之外，我还经常帮学校的生产队插秧，割稻子，因为以前干过，很熟悉。
宋文登：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到当地的农场参加劳动。农场的农活很忙，劳动强度大，可我还是很卖力，就是为了想表现得好一点，多挣一点工分。当得知能参加高考时，我高兴极了，接下来就全力以赴准备考试，虽然只复习了十天，但感觉还不错。刚开始我看到录取通知书上华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这几个字时，心都凉了一截。毕业后参加工作时开始觉得这个专业很有用，市场空间很大，我做过行政下过海，最后还是回到了江夏区畜牧局工作，干我的老本行。
毕丁仁：我17岁高中毕业后，先是回家参加生产劳动，担任生产队长，一年后到当地的初中当老师。半年之后，又被生产大队的书记任命为校长。那时候虽然年轻，但做事很有激情，把初中到高中的数理化习题全做了一遍，作业本堆起来至少有一尺高。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时，我已经做了两年半的校长。从报名到参加高考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手边的工作还不能放，只能晚上抽空复习。由于什么信息都没有，复习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当时我只知道北京有个北京大学，武汉有个武汉大学，我们荆州有个荆州师范学院，高考志愿就填了这三个。
丁书田：高中毕业那年我20岁，在镇上一所中学里当民办老师。那时候没有高考，上大学都是靠推荐，我请求校长推荐我，他说我还年轻，先把机会给那些年纪大点的。后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就自己考上了大学。自我们接到恢复高考的通知到参加高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当时学校成立了教育组，所有报考的老师都参加培训，复习备考。填报志愿时，除了华中农学院，我还报了武汉测绘学院、湖南林学院等学校，最后被华中农学院兽医专业录取。我想这也许是缘分吧。我父母都是农民，知道农民的辛苦，希望我不做一个农民。但我读的学校却带了个“农”字，所读的专业出来是做兽医的，当时对父母我说都不敢说。
记者：能回忆一下当时宿舍里的趣事吗？
毕丁仁：我们当时的宿舍就在大食堂旁边的老三栋，七个人一个宿舍，不过这次同学聚会只回来了四个人。我们宿舍里有三个班干部，我是班长，老黄是副班长，宋文登是文体委员。七个人的性格虽然很不一致，年龄差距也大，但关系都很好。毕业后联系也比较多。宋文登就在江夏工作，每天上班都从南湖大道经过，我们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见一次面。宿舍里老黄最大，经常帮我们小一些的搞卫生，叠被子。
说起趣事，有一件事挺有意思的。我们宿舍的马建能（现在美国佐治亚大学）性格有点怪。那时候同学们家里条件都不是很好，就从家里带些吃的，到学校后一个宿舍的一起分着吃，他不大吃我们的，也不让我们吃他的，把自己带的好吃的藏起来。半夜里我们饿得难以入睡时，他却躲在被窝里偷偷吃。咀嚼的声音更馋得我们睡不着，急得宋文登故意说：“哪个老鼠在偷吃东西？”没有办法，他就只好拉开灯，叫我们一起吃。现在回想起来挺温馨的。

高考时，我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记者：有人说，1977年压抑许久的求知欲望像火山一样喷发。您是怎样看这句话的呢？
段为松：我对这句话深有同感。我原来在咸宁高中读书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当时咸宁高中是湖北省18所重点高中之一。我们都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国家突然取消高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当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们内心的高兴与激动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只是觉得老天给了一次人生的机遇。所以我特别珍惜那次机会，复习特别认真，最后终于考上了大学。
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您是什么样的心情？高考在您的人生中有什么影响？
段为松：高考前我们响应国家政策，上山下乡九年，我就在农村做赤脚兽医。听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后，我们都很激动，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高中毕业生都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当时上级让我们这些老三届根据工作的特长，报考相关的学科。我做了六年的赤脚兽医，有一定的兽医基础，而且我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所以就报了华中农学院的兽医专业。那年高考的录取比例很低，57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只录了27万人，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拿到通知书时的兴奋喜悦之情，直到今天我都难以忘怀。30年后同学聚会时，好多人说，虽然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和自己当初的专业没有直接联系，但他们在大学中学到的系统归纳的思维方式让他们终身受用。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它让我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本科教育，让我找到了许多做基层工作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的答案。
记者：作为老三届，您入学时的年龄是不是比一般同学要大？
段为松：我是31岁参加高考的，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学生。当时我们系里的老师就称我为“三最学生”：年龄最大、孩子最多、分数最高。我们班同学的年龄相差很大，我是最大的，31岁，最小的还不满18 岁，记得选人大代表，班里就他一个人还没有选举资格。但我们之间相处很融洽，我们这些大点的就把他们年龄小的当作弟弟妹妹来对待。我读大学时，有个孩子在上小学，我爱人在农村，家诞经济很困难，所以我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水产楼、主楼、原来园艺林学学院的果园，都是我曾经勤工俭学的地方。平时寒暑假有时间的话，我还在校外做搬运工。现在想想，虽然读大学很辛苦，但是很有乐趣。其实，吃苦也是人生的一种收获。
记者：三十年过去了，您现在回头再看高考，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概？
段为松：一晃三十年就过去了。我觉得，现在的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在发展，这对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现在要取消高考的观点，我是反对的。就目前来说，高考制度还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机制，不管你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高考改变人生。当然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考试体制与录取制度的透明化。
这次回来，我觉得母校的变化太大了，我都不认识路了。现在学生的学习环境比我们那时好多了，希望在校大学生们好好珍惜自己的大学生活，珍重自己的选择，热爱专业，努力学习，因为父母送你们来上学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