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开年之初，本报推出了“60年鼎盛中国 辉煌狮山”人才强校工作巡礼专题，计划用全年时间，投用大量版面，分老一辈归国教授、知名专家、服务基层专家、师德师风先进和近年引进人才等5个部分，用历史思维来审阅学校人才强校战略的具体实施情况，点线面结合，突出重点。

截止到日前，专题中的“赤子心·归国教授记事”栏目推出6篇报道，对上世纪50年代前归国的部分专家进行了集中报道。从本期起，本报将推出第二个栏目“赤子心·狮山之子”，对我校现有知名专家和师德师风模范人物进行报道。最近科研成“井喷”之势的何正国教授一贯低调，对学生出了名的严格，而恰恰他的两名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做出了10以上影响因子的论文。正值毕业生远赴各地之际，遂将何教授纳入该栏目的第一个报道对象，供师生借鉴、为学生壮行。

40岁的武汉人，我校微生物学本科和硕士毕业，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组建学校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平台，对学生要求严格，领衔的课题组今年连续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发表两篇论文，影响因子都在10以上……有关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何正国的信息都只是碎片，这位微生物专家低调的连想报考他研究生的外校学生都要在网上求助。

何正国比自己研究生在实验室呆的时间要长很多，以至于给实验室送水的工人找他拿水票比找学生更方便。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会严格遵循着“两点一线”，每天从家到实验室，总是准时出现在实验室，一直呆到很晚，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例外。马上要到昆明医学院工作的研究生张璐感叹：这3年导师其实做了6年的事。仅半年时间，就能发出两篇影响因子10以上的文章，这在国内微生物领域团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何正国的愧疚隐藏在收获的喜悦之后：没有时间很好的陪家人，尤其是陪自己年迈的母亲。

母亲是何正国回到武汉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清水捞鱼：从平常科研材料寻找创新点

2004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博士后工作的何正国面临着选择：英国等国外研究机构希望他过去工作，而武汉大学等国内机构也伸出了橄榄枝。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年事已高，需要身边有人照顾，何正国作出了回武汉的选择。5年过去，他很轻描淡举地回忆自己的选择：母亲、老婆孩子一大家人，不想再在外面跑了。

从1995年6月硕士毕业开始，到2004年回到武汉，何正国已经在国内“跑”了10年，这10年，他真正找到了科研的兴趣，学会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本领：清水捞鱼，即从平常的科研材料去发现创新点的科学思路。

1995年，硕士毕业的何正国来到荆州江汉石油学院（注：现为长江大学），从事石油地质特殊微生物的研究。因为与油田的天然关系，石油学院的横向课题很多，年轻的何正国总能在这些课题组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收入也不错。但时间长了，何正国觉得非科班出身自己很难真正融入有关石油的研究，独立开展工作、独立承担课题都很遥远，提高自己成为了最紧迫的事。1998年，何正国考到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

因为有了3年的工作经历，何正国重新学习的针对性很强，也格外的勤奋。1999年，中科院推出“新政”，博士要毕业必须有两篇SCI论文，这让一起考进该所的10多名博士多少有些措手不及，而何正国在这一年的年底就发表了两篇SCI论文。正好此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生物化学系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有合作培养协议，2000年，毕业已经不是问题的何正国来到丹麦该所作访问博士。

丹麦的学习进一步开阔了何正国的视野，使得他有机会和微生物领域世界顶级科研院所接触。2001年，博士毕业的何正国很顺利的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师从美国科学院院士查尔斯.尼克森（Charles C. Richardson）教授。在何正国眼里，查尔斯.尼克森这个老头似乎有种魔力：他所选取的噬菌体是个很平常的材料，各项研究做的十分充分，要出成果是很难的。但这个神奇的老头却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重大成果出现。何正国特别打了个比喻：这就像大家在清水池塘捞鱼，如果有人总能从中捞出大鱼那肯定是很有本事的。

关键不是材料、不是实验条件，而是怎样确立思路、选准角度，从看似平常材料总能找到创新点，从导师身上，何正国领悟了“清水捞鱼”背后的科学真谛。在哈佛期间，何正国也是利用T7噬菌体，发现了病毒的单链DNA结合蛋白C-末端小肽对其DNA聚合酶、DNA解旋酶以及引发酶等多个复制关键酶的功能有重要调控作用，在国际著名杂志JBC上发表研究论文2篇，有关研究结果最近被《自然》等杂志引用。

勤奋沉潜：3年时间成长的平台

2009年6月3日上午8点20分，微生物重点实验室的一场硕士答辩惊动了很多人：7位微生物领域的国内权威专家组成的超级豪华答辩委员会，其中有华科的副校长骆清铭等人，有人说这堪比博士答辩委员会；副校长高翅专门来旁听；此后校园网发布的《两位女孩的答辩》短时间内点击率就达到3000人次以上。答辩会评委、副校长张献龙这样评价这场答辩：“两个硕士发（影响因子）10以上的文章，这在我校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骆清铭等答辩委员则说：“半年内就能发出两篇影响因子10以上的文章，国内微生物领域的团队还没有过先例。”

答辩的3个硕士生都是何正国的学生，其中两个女孩在校内似乎比她们的导师更出名：郭曼曼，生科院2006级本硕连读研究生，她构建一个在常规条件下对结核分枝杆菌的功能基因进行方便安全研究的遗传操作平台，并寻找可能在结核病原潜伏感染及耐药性突变产生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基因。今年2月18日，其成果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基因组研究》发表；张璐，2006级从云南师大考入我校。在何正国的指导下，她试图弄明白古菌DNA复制起始蛋白和DNA聚合酶之间存在物理的和功能性的相互作用，并希望阐明在古菌生命体中DNA复制起始和延伸两个过程之间的分子偶联机制，4月，这项由我校独立完成的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

在答辩现场，委员们更关心研究思路的由来。两位女孩都坦承：自己在开始接触课题时，都曾怀疑能否做出东西来。何正国的回答给了她们底气：“我给你们的都是好课题，你们可以做出发《自然》杂志的东西，也可以把整个大的课题都毁掉。”

2005年9月回到学校后，何正国便是与众多研究生一起摸爬滚打，完全的沉潜下去，组建了一个全新的蛋白质组学的平台。何正国获得了50万的启动经费，这相对后来引进人才的启动经费相比并不充裕。在农业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焕春院士的帮助下，何正国很快参加到了一些重大项目中，结核杆菌的研究便是从这时开始启动的。

学校给予了何正国构建蛋白质组学平台的具体任务：党委书记李忠云和生科院院长、中科院院士张启发等都对该平台寄以厚望。从2006年开始，学校先后投资了600余万元来搭建这个平台。以前某些平台建设失败的阴影让部分人怀疑蛋白质组学平台组建的意义。何正国感受到了这些压力。在回忆这段日子的时候他说：“更多的压力都被学校领导和张启发院士给过滤了，这样我有了一个相对宽容的沉潜的机会。”

一个完全从头开始的平台碰到了很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任何技术储备，何正国只有和自己的学生一起来从头摸索一切。平台没有其他老师和实验技术人员，2005年来到学校时何正国带了一个硕士研究生，在周俊初教授的支持下，他有了两个博士生。到2006年，又招了5个硕士生。这批学生成为了何正国工作的生力军。

充分挖掘这些研究生的潜力、培养他们对科研的兴趣成为了何正国的重点工作。每周碰头，每两周汇报一次工作进展，鼓励学生大量涉猎相关领域研究的文献。这位并不多说话的教授说话逻辑很强，总是用最简洁的话来回答问题。在每两周例行的研究进展中，他要求研究生：一两句话报告所看的每篇参考文献的内容，而这些学生中的勤奋者，两个周有可能会看70多篇国内外文献。

何正国的严格在生科院和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出了名的。2006年7月，张璐来不及享受大学毕业的最后一个暑假，就来到学校进入实验室，而郭曼曼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与实验室打交道。研一有大量的课程要学习，课余的时间两位女孩被要求泡在实验室，去做一些像构建文库、设计载体等实验的基本操作。正是这些看似简单的基础操作，让两人开始重新认识科研，郭曼曼甚至有了句实验室的名言：“如果你没成功，那是因为你失败的次数还不够多”。在这样的要求下，实验室的人都非常注重效率，在实验室的每个人都在同时做几项事情，在转化的同时，还在做PCR，同时还在跑着胶。这样的氛围中，时间安排自然紧凑。“科研还是要时间投入了，我们效率上来了，时间投入自然就有保证”，张璐这样感慨。

何正国组建的平台在微生物的DNA复制调控研究领域一直是在与国际顶级实验室的激烈竞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两年前，他们吃了一次“哑巴亏”。课题组在古菌中发现了多个DNA复制起始蛋白能够协同参与DNA复制原点的识别，但这一重大发现却被退稿。而不久后，牛津大学、加州大学等国外著名机构的科学家联手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非常相似的结果。2007年8月31日，何正国至今仍很清楚的记得《科学》发表论文的日子。“一方面我们吃了个亏，觉得很遗憾，但一方面对自己的研究思路是更有信心了。”今年的“井喷”坚定了何正国的信心，他说：“更多、更大的惊喜应该在后面。”

郭曼曼打算出国，张璐则要到昆明医学院工作，选择这份工作很重要的原因是男友在昆明工作。6月3日的上午，评委打分的间隙，何正国特意抽空跑出来，他一如以往的直率：“答辩你们表现出还是知识面不广，暴露出你们积累还是不够；而且委员们更关心你们是如何提出问题，如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评价这些研究，显然你们并没有很好的思考这些。”

结核杆菌和古菌这两个国内科学界做的很多的材料，两位研究生却都做出了大文章，何正国显然更希望研究生能掌握“清水捞鱼”的思维方法，他叮嘱这些即将远行的弟子：“不管在哪工作，最重要的是怎样思考问题的科学思维习惯，而不仅仅是把目光盯在新的技术手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