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李艳艳
文明时代始于何时？其判断依据是什么？学界通常把这类问题称之为“文明时代的起点问题”。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文明影响世界秩序的观点广泛认同，以及国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实践的迫切需要，文明也日益成为当今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文明理论研究基石的文明时代起点问题也引起多学科视阈的关注。其中，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一些重要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文明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虽然同是对恩格斯的文明时代起点观进行解读阐释，不同学者的论述也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前，廓清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本真语境，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文明理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进步，无疑具有十分紧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两种表述及其认识困惑
许多学者在对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解读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恩格斯在文明时代起点的问题上曾有过两种不同表述，从而使我们产生了认识上的困惑。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
一是，恩格斯笔下的文明时代始于资本主义社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反杜林论》为文本依据，认为恩格斯肯定了“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傅立叶语境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
二是，恩格斯笔下的文明时代始于奴隶社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作为三大奴隶形式存在于“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这一论断，进而认为，奴隶社会作为一般性意义上文明时代的第一阶段，因而也就是文明时代的起始节点。这种观点，由于正好与学界早已流行的“文字标志说”、“国家标志说”相互印证，现在已经得到国内多数学者的认同。
那么，从1878年至1884年仅仅六年间，为什么恩格斯对于文明时代起点的认识，发生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巨大转变呢？恩格斯的这一认识发展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这的确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对此，也许有人会质疑，是不是经典作家的理论依据出现了显著变化，进而导致两种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前后矛盾。甚或有人会怀疑历史上是否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恩格斯，即作为革命家的恩格斯和作为人类学家的恩格斯。
笔者认为，在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中，确实客观存在着两种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表述，恩格斯先是认为文明时代始于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又把奴隶制社会作为文明时代的起点。这两种表述在恩格斯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中均有所体现。一是，在1878年首次出版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引用并高度赞赏傅立叶对于人类社会进行“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的划分，对此观点，恩格斯作出了独创性的进一步发展，指出傅立叶所说的文明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仅隔两年以后，恩格斯于1880年首次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又对“文明”阶段作出了补充，“即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在这里，文明时代起点被定位在了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在1884年首次出版的、主要根据摩尔根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而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又明确指出：“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作为三大奴隶形式，存在于“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从而将文明时代起点定位于奴隶社会。
对此，有人可能质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作出的文明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论断是否仅是引述傅立叶的话，而非恩格斯自己的观点，进而只认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文明时代始于奴隶社会的那种表述。对此，笔者认为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这就是，对于傅立叶作出的“乐园、蒙昧、宗法、野蛮、文明”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恩格斯作了新的历史排序，即“蒙昧、野蛮、宗法、文明”的序列。这一变化表明了，傅立叶与恩格斯对于文明时代起点的认识分歧。傅立叶认为文明时代仅指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掌握政权以后“创造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的历史，然而，1884年恩格斯笔下的文明时代是指，涵盖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开启的整个历史时期。
笔者认为，要澄清对该问题的诸种疑惑，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结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发展历程，辩证看待恩格斯在文明时代起点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这或许能为我们解答这一困惑提供一个思路，进而为我们准确把握恩格斯的文明时代起点观提供一个重要视角。
二、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条件的认识深化
为什么恩格斯会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先后作出文明时代始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始于奴隶社会的两种不同表述呢？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思考和研究理论问题是为了寻找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道路。实际上，恩格斯对于文明时代起点表述的先后变化，与这一价值语境密切相关。通过深入相关文本，笔者认为恩格斯关注和研究文明时代的核心目的在于探求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条件和途径。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不发达国家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新的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落后国家可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通往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条件是否仅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变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条件进行了新的反思和研究，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演变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共产主义运动条件认识发展的结果。
首先，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是他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生产关系条件认识发展的结果。我们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两个基本维度。恩格斯既一以贯之地坚持发达生产力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物质基础，同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生产关系条件进行了发展。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通过考察原始社会分工、家庭、氏族的演变，发现《共产主义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中指出的商品、私有制、普遍交往、阶级矛盾等资本主义文明基本特征，早在私有制形成和史前社会瓦解之后的人类文明社会初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恩格斯得出结论说，“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从而，使文明时代从资本主义提前到奴隶制社会，这一认识的发展实质上实现了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生产关系条件的认识发展，即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一切阶级对立关系的认识飞跃。
其次，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也是他对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认识发展的结果。基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生产方式仅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矛盾，“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换言之，共产主义运动将会是恶性循环的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物质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激化的结果。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则进一步发现了除了物质生产力和物质资料生产关系之外的人的自身生产和血缘关系，从而完整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种基本类型。恩格斯在考察原始社会家庭史的过程中发现，随着以生理的自然分工为主演变为以社会分工为主，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家庭形式逐渐被以经济关系为重要基础的专偶制家庭所取代，家庭的功能从以人自身生产（种的繁衍）为主逐渐发展成为专偶制家庭中以物质生产功能为主。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冲破了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作为文明时代基础和首要标志的阶级，是人自身生产、物质生产与血缘关系、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矛盾逐渐激化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从而，恩格斯通过两种生产的理论发展，完整地揭示了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决定作用。包含着两种生产在内的生产力与血缘关系、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既是阶级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是消灭阶级的社会基础。
再次，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体现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偶然到必然的科学认识发展路径。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矛盾的剖析，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那么，恩格斯则通过对原始社会走向文明时代的历史实证研究，也同样得出了阶级必然灭亡和“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将会“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的结论。这样一来，通过完成从资本主义“人体”到整个人类社会“猴体”的解剖，进一步论证了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和胜利的科学真理性，使得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和胜利的科学预言具有了历史的一般性、必然性。这一重大思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意义在于，明确了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而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上的规律普遍性与实践特殊性的统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性规律寓于各国的特殊实践过程之中。同时也揭示了，虽然共产主义革命的次序可以颠倒和超越，但是作为人类历史物质性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能逾越。所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极为不发达的、具有原始公社性质的国家，不可能不经过促使原始公社解体的革命第一幕，而直接从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五幕开始。但是，在私有制、阶级对立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地区则可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五幕。不过，即使革命胜利了也必须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因为经济社会为基础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能超越的。
可以看出，恩格斯最终将文明时代的起点定位在了奴隶社会。这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和思想家本人思想成熟的共同结果。
三、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两种表述具有高度的思想一致性
如前所述，虽然恩格斯在文明时代起点问题上先后作出过两种貌似不同的具体表述，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表述具有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这就是，都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来考察文明时代的起点，从而得出结论为，文明时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之后的历史性产物。
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谈到过剩是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而这种过剩则是由于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商品交换广泛展开所导致的。恩格斯对此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他说，在中世纪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之中，“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这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商品生产造成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相对过剩，总之，“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要素，都过剩了”。与之相类似，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过对原始社会的实证性研究发现，在不断分化的分工和田野农业促进下，人们生产的生活资料有了剩余，于是他们拿出一部分自己的生活资料去交换其他物品，逐渐地“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而商品生产出现，商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货币财富迅速地积聚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于是，以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尖锐化的对立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便开始了。可以看出，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问题先后作出的两种具体表述都把商品生产作为文明时代产生的根本推动力量。
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提到在资本主义文明时代，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都解体了，劳动者从拥有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忧心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这样一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种生产关系“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与之相类似，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过研究原始社会的家庭形式的变迁发现，在专偶制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后，各个家庭之间开始出现“财产差别”，并受获取比邻人更多财富的贪欲所驱使，“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从而，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问题的两种具体表述都把私有财产制作为文明时代产生的重要标志。
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鲜明地指出“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是尽享权利的阶级和尽履义务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文明时代至今的历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与之相类似，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发现，随着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专偶制家庭取代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越来越强，女性被男性奴役的程度也不断加深，这意味着，奴役制的萌芽在专偶制家庭中首先出现了。“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在这里，恩格斯在文明时代起点问题上先后作出的两种具体表述，都认为阶级对立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
可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谈到的资产阶级社会文明时代和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出的文明时代始于奴隶社会的论断，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到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那时，商品生产、私有财产制、阶级对立的出现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
四、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研究的当代启示
通过考察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两种表述及其思想发展，给我们揭示了文明时代始于奴隶社会的重大结论，对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研究、正确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文明时代是社会历史性的范畴，它与体现某一或某些要素的文明范畴有着质的区别。由于文字、城市、金属工具等文明要素的出现，在文明时代之前的野蛮时代便开启了人类文明史的历程。而文明时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下，则被赋予了人类解放的价值意蕴。阶级性是文明时代的本质属性，不过“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所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随着对商品生产、私有财产制、阶级对立的历史扬弃，不平等的顶点必将被权利的平等所取代，这一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必然到来。
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新质文明取代奴役性质的阶级社会文明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个趋势的最终实现和完成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甚至曲折的过程。此外，人类文明的进步必然指向社会主义文明，这是从人类社会整体根本性进步的意义上来说的，而不能简单地套入某一特定的国家的具体道路。不过，人类文明整体进步道路的一般性又要通过各国具体文明进步道路而表现出来，既可能经过资本主义文明过渡到社会主义文明，也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文明过渡到社会主义文明，因此文明的进步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此外，考察恩格斯关于文明时代起点的两种表述及发展原因，对于我们以全面、发展的态度去研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也具有两点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首先，防止脱离具体的文本语境，静止地把某一观点当作一般性结论。长久以来，去语境化引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研究范式的特点。通过研究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其内涵和语境有较大差异，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这对我们的启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一具体观点时，必须联系其具体的写作目的及文本语境，特别要关注思想的递进、研究角度的转变和逻辑的发展过程，切不可断章取义，更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当作是预设的科学真理，甚至法典化，从而将经典文本狭隘地用于解释和泛泛地佐证某一并不准确的观点。
其次，防止脱离历史生成的视野，孤立地看待某一观点。长久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版本学考证研究，过于注重从学理的角度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和完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抽象的哲学，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一根本特征。通过对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知道，文明时代的内涵演进与时代背景尤其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状况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果不能将文明时代起点的逻辑演进和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方法论上就可能犯类似于西方哲学那种单纯进行理论推演和完善的唯理论错误，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所致力批判的对象。这对我们的进一步启示是，必须按照历史生成的方法来考察理论逻辑的演变，确立和坚持历史在逻辑建构过程中的首要的决定性作用。
再次，防止脱离思想的一致性，片面地看待某一思想的发展性。时下，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早年与晚年、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思想是对立的。通过研究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历程，笔者发现，两种表述都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认识和把握基础上的，这是它们内在一致性的根本所在。至于先后出现的两种不同表述，则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的实践目的，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讲法，思想上的根本一致性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进行研究时，要克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而要始终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入手，来考察某一具体思想发展的脉络，才可能得出该思想的本真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