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 赵博
“以《自然》、《科学》、《细胞》为代表的顶级科学期刊，选稿浮华，用不恰当的激励损害科学研究。它们误导年轻科学家，让他们深信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去年12月9日，2013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兰迪·谢克曼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抨击《自然》等顶级学术期刊犹如"限量版奢侈品"，严重歪曲了科学研究的进程，已沦为必须破除的"苛政"和"暴行"。他还表示，自己的实验室将不再向这些"奢侈品期刊"投稿。该文发表后，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力挺其观点和立场，但也有人质疑，谢克曼成名前曾在这些期刊上多次发文，而获奖后却进行"炮轰"，颇有"过河拆桥"意味。
几经辗转，谢克曼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坦言，之所以要抵制三大期刊，主要源于其对于发表文章篇数、篇幅都有严格限制，且旷日持久，给年轻学者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而一旦这些期刊成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准，将导致学者的价值体系错位：不再将学术工作视作思想结晶，而仅仅是一种"商品"。此外，这些期刊编辑脱离一线多年，难以真正遴选出高质量的论文。面对外界质疑，谢克曼解释道：自己不过是站在一个老科学家的角度，凭一己之力，帮助那些科学界的年轻学者，不让他们沦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不能忘却科学研究与论文发表的本义
文汇报：您在《卫报》发表的文章中曾经说过，《自然》、《科学》和《细胞》用“不恰当的激励方式”来损害科学研究进程，能否具体谈谈其不恰当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克曼：首先，这些刊物对于文章发表的篇数、篇幅都有严格的限制，即便非常优秀的学者，由于这种种限制，也很难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他们的重要著作。
据我所知，在投给《科学》的所有稿件中，大约只有一半左右能够最终发表，《自然》的比例稍微高一些。这些刊物的编辑会不断地找你交流、退稿、修改，来来回回，旷日持久，有时甚至长达好几年。在我看来，这给很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们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更何况这些压力也未必真实，有时甚至错漏百出。
我想给你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两个月前，《自然》刚刚刊登了两篇研讨会的论文，其作者是一名在两家国际知名实验室工作的日本女科学家。她在论文中声称，在低PH值的环境下，已分化的体细胞会转化为多能干细胞。这种新的重编程方法不需任何复杂技术或转录因子，显然是科学史上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很快，这位女科学家声名鹊起。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项实验不可重复，刊登在《自然》上的实验图片也存在疑问，有人就建议《自然》将存在疑问的文章撤下，但最终不了了之。这种事情并非独一无二，而是经常发生。这无疑是对那些刊物坚持的所谓篇数、篇幅限制的一个讽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限量版的奢侈品，却忘了科学研究与论文发表的本义所在。就我看来，很多年轻学者之所以急于将一些不够成熟的论文提交出来，主要是受到这三大期刊的表面上那种“奢侈品”形象的诱惑，而这些期刊限制发文的篇数和篇幅的种种形式上的门槛，又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因为如果不能迅速将这些文章发表出来，他们的科研生涯或许就此终结。
就中国这方面的情况而言，据我所知，很多研究机构似乎将这三大期刊视作唯一标准：如果你不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们就不会录用你，或者不给你经费资助。据说，一家中国顶级的科研机构甚至直接明码标价，在三大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他们将给予2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在这种激励和刺激政策下，学者们的价值体系发生了错位：他们不再将学术工作视作思想结晶，而仅仅是一种“商品”。因此，在顶尖杂志上，不乏中国学者想通过付钱的方式，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别人的论文上。
从某种角度看，期刊也应该受到指责，因为正是期刊把自己塑造成现在这个“奢侈品”的形象，甚至只要你交钱，我就能印刷。换言之，用钱就能买来版面。其实，对很多国际科学期刊而言，已经很少有人阅读它们的纸质版，更多的人选择网上阅读。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限制期刊发文的篇数和篇幅，没有必要搞这种形式主义。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借助纸质媒体传播，所有内容都可以上网。
另外，眼下学界流行用影响因子来衡量期刊优劣。这将极大地误导年轻学者，让他们更倾向于将论文投给那些所谓影响力大的刊物，而非那些最适合发表的地方。
综合这两大因素，我决定借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契机，对这三大期刊提出质疑和批判，并希望能对学界有所启示。
文汇报：有观点质疑，您已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可以公开“抵制”三大核心期刊。而对于大多数青年科学家而言，他们仍需要借助这类期刊来增加其学术观点的传播力，您怎样看待上述观点？
谢克曼：事实上，我已经被上述问题困扰多年。如果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那么我人微言轻，也没人肯听我的。
当我还是一名科学刊物编辑时，我们的刊物拒绝一切广告。在选取文章时，我只考虑论文质量，从来不考虑文章的篇数和篇幅，更不会去理睬什么影响因子。我曾这样身体力行多年，但一直没人理解。直到我获得了诺贝尔奖。是的，我现在拥有极高的科学声誉，几乎已经站到了自己所在领域的最高点。我也承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也曾向这三大期刊投稿。所以，很多人骂我是“伪君子”、“变色龙”，我能理解他们的批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能纠缠于个人感情，而是必须对这种状况叫停！我们不能再让青年科学家沦为可怜的受害者，用他们的青春和血汗去饲养一头无法驾驭的“科学猛兽”。在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中，必须有人站出来大喝一声：停止吧，一切都够了！必须有人站出来，打破这个不合理的科研评价制度，让年轻学者不再像其长辈那样沦为这种制度的“受害者”。
最关键的是，我已经不需要借助这些期刊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声誉，我可以更自由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借助我的学术影响和声誉，帮助那些青年学者以更合理、公正的方式，获得本应属于他们的工作。这也并非我一个人的事业，很多位学界泰斗都应该投身其中。我们还要告诉世界，这些披着华丽外衣的科学专业期刊，并没有以合适形式来选取论文。尽管这些期刊编辑被称作专业人士，被视作在科研领域中学有所长的前辈，但我却质疑他们的判断能力，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已经很长时间脱离科研一线，有的20多年没有从事科学研究；有的10多年没有进过实验室。依靠这样的“专业人士”来选文章，我认为是极为谬误的。
我想再次重申，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站在一个老科学家的角度，希望凭一己之力，帮助那些科学界年轻学者，因为他们才是这个制度和体系的受害者。
获奖永远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
文汇报：尽管您是2013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但在您看来，诺贝尔奖是否能够客观反映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能力？
谢克曼：你知道，科学家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但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寥寥无几，每个单项奖最多只有三个名额。对于如此巨大的科学家群体而言，肯定无法实现绝对公平。评选委员会所能做的，也仅仅是仔细审阅材料，尽量从众多发现中筛查、遴选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但难免挂一漏万。就以我获奖的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经历为例，评奖前夕，我的一名学生在其研究领域中已经实现了突破，只是最终结果还需要在实验室内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得出，他就此与去年的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所以，在我看来，诺贝尔奖存在某种结构性的矛盾：具有获奖资格的学者很多，而能获奖的名额很少，因此很难说它是绝对公平和客观的。
其实，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奢侈品期刊”一样，诺贝尔奖也是一种“奢侈品”。但有一点和这些期刊不同，诺贝尔奖早已不再是垄断学术资源的平台，现在的自然科学奖很多，尽管它们的声望不及诺奖，但奖金远远超过。据我所知，在香港颁发的邵逸夫奖奖金就达到100万美元，俄罗斯富豪尤里·米尔纳设立的基础物理学奖，奖金是300万美元。美国的一些基础科学奖奖金动辄上百万美元。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获奖永远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将科研视作己任，他们最大满足是探索、发现重要、未知的领域后所获得的愉悦与兴奋。在我的经验中，没有哪个冲着奖金去的科学家最终能获得诺贝尔奖。
文汇报：中国是科技大国，每年发表的物理学、化学和医学论文数以万计，但至今仍尚无本土科学家获得诺奖。在您看来，获得诺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谢克曼：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能讲清的问题。首先，获得诺贝尔奖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你可能留意到我获奖的那光鲜一刻，但你或许并不知道，我在这一领域中已经摸爬滚打了35年。35年前，中国仍是一个相对封闭、贫穷落后的国家，基础科学的设施也不完备，直到近些年才逐步改善。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科学家将在各自领域中有所贡献，并获得世界的认可。
第二，我认为需要给年轻学者们更多研究自由，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工作。当我和他们交流时，他们感慨：在美国的研究更为开放和自由，而回国后却受到一些限制，很多项目更多地是出于科研机构或某些特定需要，而非他们最喜欢和最擅长的领域。可从我的研究经历看，最能激发你创造活力的是你最感兴趣的领域和课题，而非别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尽管这种限制并非强制手段，而是通过项目设置、科研经费、评定职称优先等手段进行诱导，但这或许将最终损害年轻学者的创造性。
在我的实验室中，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天资聪颖，后天勤奋，专业知识扎实，但似乎缺少了一点独立性，以及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和独立性，恰恰是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这种缺失的弊端在开始阶段尚不明显，但越是到了研究的后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你会觉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和方向，没有这种近乎执拗的好奇与独立的精神，你很难攀登上科学的最高峰。此外，我希望更多中国学者成为一手资料的创造者，而不是靠别人的成果来搭建自己的学术框架。
总之，从硬件条件上，未来二三十年间，中国将构建出足以实现诺贝尔奖的物质条件，但从软件看，如果中国希望构建一个高水平的科学家团体，就必须形成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培养出更独立、更有好奇心的年轻学者。
文汇报：有观点认为，三大刊物现在的地位，以及SCI的影响力，是中国人将其抬高的。由于每年有大量中国学者的发文需求，及其对于这三大期刊的认可，最终抬高了它们的身价。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谢克曼：我觉得很难从正面回答该问题，我想从另一种逻辑来解释这种现象。例如，美国知名的科学期刊《PlosOne》，向该期刊投稿的采用率非常高，最高可达80%。该期刊的编辑只是粗略地确定一下，文章的内容是否扎实，其结果是否准确可信，至于其价值何在，则由别人阅读后来评说。因为标准很松，所以《PlosOne》一直是全球发文量最大的科学期刊，仅去年就刊登了15000篇论文。在这种情形下，文章背后的评语反倒成了该期刊的亮点，很多人在阅读后，在文章最后对其优劣好坏作出评价。但由于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太快，大部分读者都是浮光掠影地匆匆浏览，没有耐心留下只言片语。
我认为，应该有一个专业编辑委员会来从事论文评价工作，该委员会应由专业学者和资深编辑组成，他们有必要通读全文，然后作出客观评价，而不是将这项工作交给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体系。
学术影响因子存在先天的瑕疵
文汇报：您曾多次提出，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需要改革，那么改革的切入点是什么？
谢克曼：举例而言，中国的很多学术机构，尚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识影响力的架构或者体系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
就我看来，学术机构应该更加倚重本机构外、甚至体制外的观点来对其学术贡献进行评价。具体而言，当一个年轻学者想要求职，或者谋求提高职称或职级时，学术机构应该让其提交一份200至300字左右的影响力声明（impact statement）。在这份声明中，他们应该说明，在一个更加广泛的领域内——诸如世界范围内——该研究有何特殊地位，其贡献和影响力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都是通过自叙方式进行评估。随后，这份影响力声明，应该提交到一个专门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提交给外部学者，并告知他们：“这是我们部门学者的研究成果，请您从专业领域出发，对其学术贡献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
当然，在我身处的伯克利，我们的院系内就有着很专业的人才，所以我们不必向外寻求帮助，但对于部分没有这样充沛学术资源的机构，我仍建议：在你们的学者的学术论文提交给刊物发表之前，应该让其做一个学术声明，并让外部机构进行评估审阅。
文汇报：纸质期刊受其版面的限制，刊载论文的数量有限，但理论上也为论文质量设定了门槛，即应当只有优质论文才能刊载其上；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论文数量和篇幅将不再受限制，但如此一来，论文的质量会不会也随之下降？
谢克曼：从现在学术期刊的现状看，大部分期刊兼有纸质版和电子版，而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甚至考虑放弃纸质版，只做电子版。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发布更多、更长的论文。但对于那些我眼中的“奢侈品期刊”而言，这种做法仍有问题：尽管它们拥有电子版，但它们仍严格限制纸质版论文的发表篇数和篇幅。《科学》最近宣布，它将开放一个更开放、更自由、更容易登录的学术网站，它将刊登更多论文，并且减少对原先论文的删节。我认为，这是他们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我仍不确定，他们将刊登什么样的论文，他们的选稿标准又是什么，以及他们怎么编辑、处理这些论文。
其中，我最大的疑虑仍是，如果这些刊物仍延请纸质版的编辑从事电子版的编辑，那么稿件的质量或许仍得不到保证，原因我已经重复再三：这些编辑已脱离一线多年，未必能慧眼识珠，而且我对他们从事网上编辑的经验深感怀疑。
文汇报：《科学》杂志称他们有三条选稿标准：一是论文的社会影响力；二是论文在科学上的创新力；三是论文的严谨性。您是《eLife》的编辑。我们知道，这是一份权威的免费期刊，那么，您的选稿标准是什么，与这些所谓的“奢侈品”期刊有何不同？
谢克曼：我只是其中的一名编辑，这家刊物还有一名资深编辑。这位编辑在全球范围内遴选了十五六名专业人士，组成了一个初审团队。
在初审团队中，专家们将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出独立判断。在阅读论文时，我们常常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这篇稿件有何重大意义？第二，这篇稿件有何创新之处？因此，这些都是主观性很强的判断。当字面上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们将向团队中的其他人员寻求帮助。因此，这部分的初审工作，主要用于衡量论文的科学意义。
然后，论文将被提交到一个更大规模的评审委员会，这个团队犹如我们期刊的“裁判”。这个团队的主要任务是评审稿件的质量，评价其对于科研领域究竟有何贡献。因为我们是电子版的期刊，所以对于稿件的数量和篇幅不仅没有限制，甚至希望多多益善，最好能网罗一切有价值的论文。
文汇报：人们总是习惯用量化指标来衡量一件事情的优劣。如此以来，才有了考试分数、大学排名和SCI指数。显然，量化指标是一种衡量尺度和标准，但绝不是最完美的体系和标准。在您看来，用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完整地反映事物，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科学成果评价体系？
谢克曼：我对现在流行的衡量体系深表怀疑，影响因子存在先天的瑕疵。在《eLife》的编辑中，我们也会引入一些量化指标，诸如这篇稿件的引用次数、下载次数，以及关键词的搜索频率。我认为，尽管比传统的影响因子有所改进，但仍有瑕疵和缺陷。
例如，有些学科比另外一些学科更流行、更受关注，这样它们被引用、下载和搜索的频率和次数将大大高于其他学科，而这与其论文科研水平其实并不成正比。例如，在理科领域中，物理学家的人数相对较少，其引用频率就比其他学科低。当然，这不能就此认为，物理学论文的质量和重要性不如其他学科。
因此，我对这些所谓的量化衡量体系深表怀疑。我认为，唯一衡量论文质量的方法就是：人们应该完整地阅读全文，然后由自己来做出判断。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很多严肃的科学期刊而言，除了极少数该领域的专业人士外，其他人或许很少有兴趣把全文读完，我们的做法是，让一名该领域的科学家在仔细阅读后，对其进行概括，我们把这段概括称作“eLife消化”。每个阅读《eLife》的读者，都有机会能接触到这种概括性的评价，并最终得出自己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