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庆刚（洞班）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如新风扑面，高压反腐也使新政给力。回望2014，无论是从查办周永康的“打虎”行动到境外追逃的“猎狐”行动，还是从中央巡视组的“问题清单”到中央纪委官网的“正风清单“，“打虎拍蝇”等新常态得到确认，都表现出中国的反腐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14—2015，全国数省市的高官纷纷成为监狱中的一员，即使是在十八大结束没几天的日子里，仍旧有部分官员被查。据报道，2014 年12 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238 起，5340 人受处理，2280 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每个国家都有贪官，但为什么中国如此之多？

首先，监管力度不足，反腐败机构过多，内部权力过于分散是重要原因。在中国，无论是党、政府、人大还是更小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较之其他国家，中国的反腐败机构最多，但是这样的内部多元主义却产生了诸多弊端。内部反腐败机构过多的逻辑结果，就是反腐败责任极其不明确，直接产生“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机构众多，又不能互相协调，导致了太多的权力内耗，致使各机构之间矛盾重重。

这种现象很正常，毕竟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尽管各个机构名义上都是为了反腐败，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权力的争斗，反腐败反而演变成每一机构的“副业”。这是官僚机构运作的基本逻辑。因此，只有把机构整合起来，它们的利益才能达到一致。

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要增加外部多元主义，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但外部力量反腐败也必须体现为制度行为。例如，社会审计制度很重要，很多方面可以让专业的审计组织，尤其是那些具有良好声誉的审计机构来参与反腐败。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内部审计的弊端，又能使社会力量得到好的应用。这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

再如，要有效利用媒体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体的力量。媒体至少能够为政治上的黑箱操作投入一些阳光。媒体不仅仅可以揭露腐败，更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腐败能够大行其道，能够招摇过市，主要是因为没有阳光。在当今社会，中国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已经开始在揭露腐败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但这方面仍然需要提高其制度化的水平，而不能一直停留在偶然和自发的水平。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制支撑，社会自发反腐败所要承担的高成本和风险，会使得反腐败不可持续。

总之，反腐败是一项综合性政治工程。要找到重大的突破口，制度设计最为重要。如果继续依赖于传统式的反腐败运动，继续依靠超越法治的政治手段，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腐败。要遏制人性的腐败，一整套完整可行的制度是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