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所向，五度三立中

华农工作

萧洪恩的文化研究需要大量搜集民间资料。“民间总有美好。”正常工作之外，下乡是萧洪恩最爱做的事情。在他看来，中国的民族之根就在民间。任何地方，只要去发现，都有文化，关键在于去不去重视，能不能发现。

搜集家谱时，萧洪恩了解到，“文革”时期，老百姓为了保护家谱，把家谱藏进当时十分宝贵的热水瓶里，放入棺材埋进地下。老百姓对文化的感情、尽全力捍卫文化的方式让他深受感动。而过去，为了不让人砍树、保护生态，人们把树上钉上铁钉。直到现在，直到萧洪恩亲自走到那片林中，还能仰头看见，树干上钉子的印记。

在民间搜集资料时，萧洪恩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带纸笔，以随遇而安的态度接近民众。这种方式屡试不爽。

“我总感觉没什么困难啊！”萧洪恩说。这时，学生却提到，酷暑七月，在唐崖城搜集资料时，老师的衣服常常被汗水浸透，几天的车程，也让他颈椎严重受损。

萧洪恩笑了笑，“唉，要不是因为颈椎，我还想再跑两天呢。”在他的眼里，生活从未有苦难二字，一切都只是生命的体验，有困难无非增加点难度，多体验一点，关键在于选择和坚持。去年五月刚购买的新车，平时只作上下课回家用，而到现在，里程数竟已超过3万公里。

实际上，只因一次饭间偶然的闲聊，他就下定决心写作这部书籍。萧洪恩坦言：“人活一遭，应该有自己的创造，应活出一定境界。”他抿了一口茶。“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对萧洪恩来说，这是一个不需要追问的问题！

“人的生命应该有五度。”

五度之一便是长度。自然生命的长度非我们所能控制，但文化生命的长度，便由自己所决定。人死之后，一生能影响世人多久？尽力去延续文化生命的长度，却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民间有高手啊。”两位老人常常与萧洪恩书信往来。一位是重庆彭水的蔡姓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依然笔耕不辍；另一位是湖北松滋的邓姓老人，曾经辞去了当地交通局长的工作，专心于文化研究，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写了五十多本书。

人生亦要有宽度。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知识、视野和人生阅历，一本书看累了可以看另一本书，一件事疲惫了可以去做另一件事。做一个多向度的人，才能始终处在快乐之中。

正如文史哲法不分家、打破专业界限，是萧洪恩一贯的主张。语言是根底，历史是根基，法律是准则，哲学是智慧，这些都是必备知识。在这些必备知识之外，再扩展生命的宽度，做到融汇贯通。

漫看风光入世道，从容东西易中行。如是而已。

学术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越来越少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多，这是专家；一种是越来越少的人对越来越多的问题知道的越来越少，这类便不是专家，而萧洪恩谦虚地认为，自己属于这类人，对各方面都有所了解，但又了解不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站在社会的高度，把握社会的方方面面。

提及高度，人生中必不可少。人生要有高度，不能太过俗气，不应局限于自己的小利，把问题看透看穿；人生要有深度，不要浮在表面，看问题要准——也就是佛教所讲的一针见血。抓本质，抓关键。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弊病，正是缺乏高度与深度，太过浮躁，苟且眼前。萧洪恩的眼睛似乎暗了一暗，终究付于一笑。

最后，生命也要有力度，做事就要做成，下苦功，花大力。“做学术就四个字——竭泽而渔。”在学术和搜集资料上不存在有所为、有所不为。本着这样的原则，萧洪恩的藏书将近三万册。三十多年前，捧着那几本陈旧的族谱，静静抄录时，萧洪恩又怎会想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会为己所用。

只要社会需要，只要自己力所能及，便不问回报，努力去做。萧洪恩坚信：学术上的自由便是确认自己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政治思想上的自由就是自己确认自己在做应该为社会做的事。写这本书、及至其他的研究工作，他都坚持这种信念。

正因如此，萧洪恩才能将深刻的学术论文写出可读性、趣味性。语言是人的世界观，也是人生的态度。有很多人认为老百姓的语言很低俗，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很多民间的歇后语，谚语都是很深刻的，所以必须克服对语言的偏见，不能用某种语言的标准对待所有语言。萧洪恩儿时的唐崖，便是从大人的歇后语中听来的。譬如“五十两银子——一锭（定）”就是告诫人不要做不必要的辩解。最后，语言是情感，在文章和考察民俗民情的过程中，始终要有正向的价值观，全面、正面地看问题。

从萧洪恩的文化观中，他的学术抱负可见一斑，他认为文化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领悟、创造及其成果。文化是人化，思考的是个人为社会留下了什么；文化更是化人，思考的是个人为社会传递了什么；文化是模式，思考的是自己创造、成就了什么；文化是艺术，思考的是人的生活境界。

作为一个文化的执着者，萧洪恩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为理论依据，特别是土家族哲学，在国内哲学界独树一帜；在区域文化研究中，他提出以村落文化建设为依托，将文化资本化、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及至呼唤文化金融，引领学术前沿，影响广泛。

萧洪恩一直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放松心情，放飞心理，按照自己的思路，多想多问多悟，在思想碰撞的过程中擦出火花。土家族的文化塑造了他的超绝、慷慨、洒脱；但在文化责任上，萧洪恩却更像是一个儒家的知识分子——立德、立言、立功。这便是他所追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