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

西村纺花（那个）东港撒网，北疆（哟）播种南国打场…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大江南北。彭丽媛用甜美脆亮、质朴醇厚的嗓音，把希望和未来巧妙地结合，歌颂着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面貌，憧憬着兴旺、幸福的未来。

此时的中国，伴随着外部世界的冲击、内部思想的解放，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充蓄着奋进改变的激情。在国内分子生物学研究落后国外近30年而奋起直追之际，华中农业大学成立生物技术中心，正是学校从决策者、老一辈学人到青年科学家理想主义集体燃烧的结果。

时代激荡：“硬件”不硬+“软件”过硬

把时间和坐标定格在1986年的华农。

这一年，学校成立生物技术协调委员会。时任校长孙济中敏锐地认识到：分子生物学这一最为年轻的现代生命科学，必然渗透、充实和改造传统农科。学校一批新学成回国和在国内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教师在农业生物技术多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敢为世界先”的雄心，正是学校学科获得超常规发展的重要契机。在他的提议下，学校成立了生物技术协调委员会，统筹协调推进全校生物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这一年，张启发刚刚回国，在农学系遗传学教研室任教。他用四年半的时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叩开了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大门，完成了从访问学者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的留学经历。作为学校第一个留美博士且有博士后经历的讲师，每月工资70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做博士后的月收入是2040美元。

这一年，张忠明被陈华癸推荐到中国农科院范云六建立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学习。当时，陈华癸面对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提出“要坚定不移的在分子水平开展生物固氮研究”，并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和仪器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

这一年，尚在英国John Innes 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的邓子新回国探亲。他满载而归，大包小包里却尽是给实验室带的东西：各种药品、菌种、实验小器材，甚至还背回了一台融化培养基用的微波炉。

这一年，郑用琏开设的“分子遗传学”课程已经清唱了3年。他的课程深受学生喜爱，但是没有实验条件，只能讲授理论，不能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更不能开设相关实验课程，被同事们戏谑为“清唱”。

生物技术中心的部分重要创建者：左列从上往下依次为：陈华癸、邓子新、张启发；右列从上往下依次为：张忠明、周俊初、郑用琏

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在祖国大地，新技术、新思想的星星之火斑斑点点地散布在校园，似乎熠熠生辉，却又闪烁摇曳。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学校领导、老一辈学人和一群年轻人正在努力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积累着破茧而出的能量。

生物固氮实验室购置实验仪器的经历映证了当时硬件的匮乏程度。

开展分子生物学实验，离心机是最基础的设备。但是，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华农没有一台高速台式离心机。张忠明跑到武汉市化学玻璃仪器公司，提出想购买一台高速离心机。柜台营业员没听说过这个“新鲜玩意儿”，让他们自己到仓库去找。张忠明一间仓库、一间仓库地查找，最后还真找到了一台高速台式离心机。有了离心机，终于可以分离质粒，但又缺少检测质粒DNA的电泳装置。他们土办法上马，买来几块有机玻璃、铂金丝等，自制一个简陋的水平电泳槽。最后实验结果观察、记录需要紫外灯、滤光片及照像机等成像系统，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年代，又欲购无门。最后多方寻找，在上海的一个村办集体企业找到了。

即使如此，不管是已经在国内搜罗了几年的张忠明，还是刚刚回国的张启发，所拥有的研究平台都无法开展一个完整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当时，学校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力量是分散的，缺少一个共享、整合、交流、提升的研究平台。这群活跃的年轻人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共同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