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原春琳 朱娟娟 谢洋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8年03月16日 08版）

学生资助工作无假期

今年寒假前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出通知，请各地各高校做好寒假期间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送温暖的工作。

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在校园内开展发放慰问金、解决返程路费、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准备年夜饭等暖心的工作，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还第一次以通知的形式，要求全国各地各高校在寒假期间组织教师和学生志愿者走出校园，宣传国家资助政策，走访慰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虽然学校放假了，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却没有放假。从天山脚下的沙漠绿洲吐鲁番，到念青唐古拉山最西部的日喀则拉孜县，千里迢迢，到处都留下了从事学生资助工作老师的足迹。

1月28日至2月4日，8天里，29岁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辅导员王天深入西北地区6个学生家庭进行家访，足迹遍及宁夏、甘肃、青海3省区5市，累计行程4200公里。

结束了上一个家访，2月2日晚上，王天从甘肃省兰州市坐车来到青海省西宁市。这次，他的目的地是该校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大三学生马维军的家——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藏族乡。

2月3日，王天坐上最早一班的大巴车赶往互助县，再换乘区间大巴车奔赴马维军家。6个多小时的路程，翻越了海拔3600米的祁连山，征服了蜿蜒崎岖的“十二盘”山路，还要克服隐隐发作的高原反应。等到王天抵达马维军家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

“前几天下雪，特别害怕路不通，老师您没法儿过来。”见到风尘仆仆的辅导员老师，马维军特别高兴。

雪后的高原深山中透着刺骨的寒意，为了迎接老师的到来，马维军的父母早早地就把炕烧得暖暖的。王天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一进门就开始和学生家长聊天，一直聊到晚上10点半。

聊得晚了，王天就住在学生家中。老家是辽宁盘锦的他还有了人生第一次的体验：第一次住土炕。

王天对马维军的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父母、马维军和一个在读高中的弟弟。开区间大巴车的父亲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从加定藏族乡往返互助县城一趟，一天的收入是200元左右，不过这项收入并不稳定，有时下雪就不得不停运。

马维军的父母也知道了更多孩子在学校的事情：在学校的表现，国家的资助政策，未来的发展规划……他们把孩子拜托给了王天：“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是家乡的骄傲，我们懂的不多，能给孩子的帮助特别少，希望老师能多指导指导。”

这次家访让王天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新的认识：对学生的资助，不应仅仅在经济上，更应该在心上，在前途上，在发展上。

“学生资助工作是一项需要带着感情去做的工作。”南开大学资助管理中心高珊老师说。实际上，这已成为所有从事学生资助工作老师的共识。

北京交通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林芳曾经是一名来自西部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993年，在老师的帮助下，刚刚入校的林芳申请到了一个教室清洁的勤工助学岗位。上岗第一天，几位同学默默来到教室，陪她打扫完了200人的大教室，使她一下子消除了紧张和害羞。

过了很长时间，她才知道这是老师的“暗中安排”。“不留痕迹的温暖帮助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感动，是我对资助精神的最初理解。”林芳说。

2011年5月调至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后，林芳对资助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随着国家资助力度的加大和资助工作向资助育人、精准资助转型，资助工作贯穿全年。尽管学校每年都有寒、暑假两个假期，可对从事资助工作的老师来说，全年无假期。

从事学生资助工作6年多，林芳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记住我们的电话，只要有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这也是所有从事学生资助工作老师的承诺。

“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

学生资助政策“三个全覆盖”是如何实现的

伴随着1997年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在全国范围实施和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的时代背景，高校资助体系改革被提上了日程，全国学生资助体系改革的大幕也由此拉开。

1998年，国内多地发生特大洪灾。吴雅茹当时在清华大学学生处学生事务管理办公室工作。她还记得，由于水灾涉及面比较大，受灾的人数比较多，为确保受灾地区新生顺利入学，清华大学首创“绿色通道”——通过“绿色通道”临时借款后，就可以注册上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确认信息获得助学金后，再把钱还上。

很快，“绿色通道”成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上大学的代名词，在全国推广开来。

尽管“绿色通道”有效地解决了学生入学的问题，但对于很多扩招后的高校来说，由于原有的资助力度有限，如何解决大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为新的难题。

国家助学贷款应运而生。1999年9月，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成立，作为国家助学贷款部际协调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教育部。同年，8个城市试点全国助学贷款工作，采用的是通行的担保贷款模式。

无论是对社会、对教育部门、对金融部门，还是对高校、对学生个人、对家长来说，靠贷款完成大学学业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2000年2月和8月，国家对1999年的政策进行了两次调整，决定在全国范围高校进行推广。贷款工作范围扩大到全国高校；贷款对象扩大到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全日制学生；担保贷款改为无担保信用贷款。

从贷款模式、还款期限到贷款对象，助学贷款就在摸着石头中慢慢地过了河，并逐步完善。

新的社会需求倒逼新机制的诞生。为了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大学前就解决后顾之忧，2007年8月，国家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2008年全面推开，并广受欢迎。

在广西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主任全斌看来，在受欢迎的背后，是助学政策的设计者顺应社会需求，善于从机制上创新突破的结果。

大学生仅仅是受助学生中的一个群体。为进一步做好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2006年2月，经教育部党组研究并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更名为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这就意味着：助学政策的阳光将普照到更多学段的学生身上。

2007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对我国学生资助制度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划设计。《意见》被认为在我国学生资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我国学生资助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党和政府庄严承诺：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国家促进教育公平的决心不会改变，扶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措施不会改变，保障每一个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承诺不会改变。

好消息一个个传来：

2008年秋，全国城乡中小学全部免除学杂费，同时提高公用经费标准和贫困寄宿生补助生活费补助标准。

2009年秋季学期起，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中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逐步免除学费。

2011年秋季学期起，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

2017年春季学期起，统一城乡“两免一补”政策，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含民办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

对内蒙古海拉尔第二中学资助管理办公室主任邢虹来说，201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正式颁布实施——从小学到大学资助体系里，始终缺失的高中一环终于被补上了。“千万个家境贫寒、学路曲折的少年学子就此迎来了命运的转机。”邢虹说。这一年里，邢虹也从政教岗位调转至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开始了资助工作，“我要做的工作，是把一份份沉甸甸的助学金，变成改变学生命运的礼物”。

一年后的2011年9月5日，财政部、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换句话说，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基本健全了。

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计，2007年至2016年，财政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全面推进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每年都有新进展，10年间累计出台学生资助政策文件40余件，新增资助项目17项，资助资金总额10542.26亿元，资助学生（幼儿）7.75亿人次（义务教育阶段只含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

前不久，教育部部长助理郑富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国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之路，这非常不容易。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生资助政策的完善程度前所未有，投入力度前所未有，促进学生资助政策实现了“三个全覆盖”——所有学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让全体资助人自豪的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只要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无论在哪个地方，无论在哪个学段，无论在哪所学校，都能找得到政府，都能找得着资助中心，都能享受得到相应的资助政策。

育人是资助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2017年年末，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要求构建“资助育人质量提升体系”，把“扶困”与“扶智”、“扶困”与“扶志”结合，建立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系，构建资助育人长效机制，实现无偿资助与有偿资助、显性资助与隐性资助的有机融合，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良性循环。

在河南省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宋振看来，这标志着教育部“正式把学生资助工作上升到育人的高度”。

从事学生资助工作十余年，宋振见证了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从“助困”到“育人”的逐步完善。

他回忆，早期，首要问题是怎样落实国家资助政策，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工作的重点是“助困”。彼时，有没有学生因贫失学、辍学，资助资金是否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是衡量工作开展好坏的主要指标。

“不过，资助育人的工作理念早已酝酿萌芽。”在宋振的印象中，从中央有关部委到各省市教育、财政等有关部门以及高校，在学生资助工作的具体开展过程中，均把发挥育人作用作为创新和努力的方向。

在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征微的印象里，学生资助工作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是2007年国家新资助政策出台以后。当时，资助金额大幅提高，基本覆盖学生在校的基本生活和学习费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大学的学生资助工作初步从“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变。

资助育人在全国学生资助工作者润物无声的工作中慢慢铺开。

以1999年开始推行的助学贷款为例，作为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刚一推出就面临巨大的社会争议：学生们将来还不起怎么办？毕业之后“玩失踪”怎么办？赖账不还怎么办？ 20年过去，一批又一批的借款学生走进校园、走出校园。他们的信用记录是如何书写的？本报记者调查五省份的还款数据表明，他们是值得信任的一代。

“资助育人工作理念首次正式提出、并作为新阶段核心任务在全国部署，是在2016年教育部召开的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座谈会上。”宋振说。

他注意到，在这次会议上，资助育人成为新时期资助工作的新使命。会议要求，学生资助工作要转变观念，创新方式，把资助和育人有机融合起来，把资助工作落实到人才培养这个核心任务上。

在2017年召开的全国学生资助工作会议上，资助育人工作被列为全年工作重点。

教育承载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学生资助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时代的期盼。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前不久在媒体上撰文表示：学生资助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使他们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华中农业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一学生宋明亮家庭经济状况不宽裕，从大一至今，他没有从家里拿过一分钱：助学贷款帮助他解决了学费；持续靠前的专业学习成绩排名，让他年年拿到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再加上国家助学金和勤工助学的收入，生活费也有了着落，甚至还解决了大三时去韩国做一年交换生的所有费用。

“有着与其他学生一样的锻炼、成长机会，视野开阔了，性格也更阳光开朗了”，这是宋明亮对自己的评价。被“本禹精神”感染的宋明亮，本科毕业后，曾去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山区小学支教一年，“更能吃苦了，学会走出小我，更加关注社会，也更脚踏实地了”。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董晓蕾经常被那些历经磨难却自立自强的孩子感动得泪流满面，也从他们的经历中深受教育和鼓舞。她最激动的事情就是看到困难学生群体在成绩上居然赶超了非困生。

陈征微对此感同身受。“如果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家境比较好的学生，存在‘起跑差距’，那么在人生这场马拉松比赛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提供营养支撑，让他们能够弯道超车。”陈征微说：“只有当这些受资助的学生在与其他学生的公平竞争中胜出时，他们才能拥有最大的自信，这也是对于他们未来的最大保障。”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内蒙古海拉尔第二中学有3000多名学生，学生家庭分布在25.3万平方公里的市域内，这个范围相当于山东和江苏两省的总和。

为了能够掌握最真实、最全面的学生经济状况，该校资助管理办公室主任邢虹用尽了浑身解数：班主任、宿管员都是他的“监察员”，海拉尔区各个乡镇、街道办、社区都留下他的足迹，海拉尔区之外的各旗市民政部门也曾接到他求助核实的函件。每次到其他旗市，无论因公出差还是因私办事，邢虹都带着当地生源名单，抽出时间去核实了解情况。

到2016年，海拉尔第二中学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终于建立了完整的资助学生档案库，实现了实时动态更新。“有了这些动态的资助档案，我们可以做到精准资助，让每一份资助金都能恰到好处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乱发放、不滥发放、不错发放、不多发放、不少发放。”邢虹说。

江苏省的档案库更大。因为该省扶贫部门建有建档立卡家庭的数据库。2016年8月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加强教育资助工作的意见》，并规定：人均年收入低于6000元的建档立卡家庭学子，不仅读高中免学杂费，读本、专科学费也可以全免。

这一政策出台后，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按照理科类本科收费大致标准，以一年学费5500元计算，大学4年学费总计2.2万元。对经济困难的家庭来说，学费不是一笔小数目。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是扶贫脱贫工作最需要关注关心的群体。为有效阻隔贫困代际传递，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最应直接惠及的就是这部分群体。”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虎说。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这位教育学者看来：“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权利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只有保障弱势群体的教育权益，才能实现全面的教育公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表明，不同层次受教育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同：本科300%、初高中108%、小学43%，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562。教育在促进扶贫、防止返贫方面的作用，可说是基础性、根本性、可持续的。

“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家庭，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周洪宇说。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精准扶贫，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不仅是扶贫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学生资助工作的基本要求。

教育部已经在连片特困地区省市启动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贫困家庭学生7个层面构建全领域结对帮扶关系，全面覆盖贫困地区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每一名学生及每一个建档立卡家庭，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学生资助中心陈春晓老师从事学生资助工作已经10年了。一名受助学生的事例让她记忆犹新。

1999年，她去这名同学家家访。当时，农村老式的厕所一直没安门帘，因为老师要来家访，这名同学的妈妈临时用旧布缝了一个门帘。

后来，靠着国家助学政策的助力，这名同学上了大学，读涉外护理专业。如今，这名同学不仅在上海结婚买房，去年还在老家县城一次性付款给父母买了一套精装修商品房，让父母安度晚年。

去年，得知老家一名学生突患急病，这名昔日的受助同学帮忙联系了上海的医疗资源，并悄悄通过网络捐助了3000元。“这说明什么？我们的受助学生不仅自食其力、走出大山、让整个家庭脱离贫困，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帮助他人、反哺社会。”陈春晓老师感慨。

在秭归县，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陈春晓老师注意到，随着国家资助政策的不断完善，山区贫困家庭学子的受教育程度也在逐年攀升。

“资助政策带给这些贫困家庭的不仅有经济上的帮扶，更关键的是造血功能。”陈春晓老师感受到：这些大山孩子向上求学前进每一个脚印的清晰与坚韧，以及背后整个家庭的未来可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

总结经验，面向未来，学生资助工作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对全国学生资助系统而言，“这是党和政府给我们出的试卷。我们就是答卷人。各级各类受益的学生就是阅卷人。在未来几年，我们将努力答好这份试卷。”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田祖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