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生产要素和原料来源，为“中国奇迹”作出了卓越贡献。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型增长越来越不可持续，农业增长动能不断衰减，如何实现增长动能转换和创新驱动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资源环境约束对农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改革开放过程中，农业部门很好地适应和消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所产生的冲击，避免了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农业衰退。但这一成就的取得并非没有代价，农业发展除了长期受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资源刚性约束外，还因为化肥、农药和农膜等的大量使用而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新形势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加大，资源环境压力凸显，这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发展自身也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是结构性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农产品“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农业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双向挤压，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农业资源和环境超载等，农业仍然存在可能陷入衰退的危险。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都要求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
显然，过去以高投入、高产出和高废物为典型特征的“三高”型农业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形势下，必须千方百计扩大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促进农业增长动能的转换，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为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挥压舱石作用。
增长核算框架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经典意义的生产率概念主要是指劳动生产率概念，经济学常将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该指标是一个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其他类似指标还包括土地和资金生产率等。但是，生产单位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同时投入劳动、土地和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各要素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替代性或互补性，单要素生产率指标不能反映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较大局限性。例如，小农户与大农户、中国与美国农业的生产率比较等，如果单独采用土地和劳动生产率指标，就可能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概念，随着宏观经济学增长核算框架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可以弥补单要素生产率指标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过程的不足。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生产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单位总投入(加权后)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之比，分母一般用各要素投入的加权平均表示，因采取权重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类型的TFP指数。这是一般意义的TFP水平值概念，但在经验研究中，应用更广泛的是其增量概念，即经常提到的TFP增长或变化。TFP增量概念主要来自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增长核算的目的是测度经济增长源泉，并将其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和TFP增长两个部分。增长核算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通常认为的经济增长两个源泉——资本和劳动，并不能解释绝大多数实际增长的成绩，其中明显遗漏了某些东西，包括规模经济、研发、技术进步、要素配置等。这一遗漏实质上就是TFP的贡献，所以又被称为“余值”。
该核算框架主要归功于索洛的贡献。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在数量上确定了产出增长率、投入增长率和TF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但很长一段时期内，以“索洛残差”估计的TFP被当作对科技进步的精确测度，TFP的含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其实，TFP增长包含了远比科技进步更为丰富的内容，包括要素质量提高、资源配置优化、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等。因此，TFP增长经常被用来度量要素投入之外各种因素对产出增长的作用，而且各种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环境规制、产权变化等政策因素的作用，最终也都会体现在TFP的变动上。因此，增长核算框架还可将全要素生产率与诸多政策变量横向联系起来，为考察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
推进农业生产率革命
对中国农业而言，TFP的地位更加突出。大量研究表明，TFP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农业发展的成败；改革开放前后农业发展绩效的比较，也显示了TFP的突出作用。总结起来，可重点通过以下途径，促进农业TFP增长。
1.农业前沿技术进步。这里主要指狭义的农业科技进步，是通过不断创造、掌握和应用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手段，代替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技术的过程，反映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目标，选择了一条以现代高产品种、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和现代化学投入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进步路径。新形势下，农业由单产高产为导向的数量型发展阶段转向品质质量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应逐渐向资源节约型技术与劳动节约型技术并重的方向发展，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由生产者目标导向逐步转向消费者目标导向，由增产转向提质，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方向转变，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农业战略科技创新力量。
2.农业技术效率提升。技术效率的提升反映了生产单位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靠近。农业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活体，农业技术在进行转移或扩散时，需要对自然条件的适应性研究和基础设施的改良等。这依赖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打通“最后一公里”。新形势下要重点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难题，坚持农技推广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建立健全以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科研教学单位、社会化服务组织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广泛参与的“一主多元”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将小农户作为农技推广的主阵地。
3.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主要表现为劳动者所具有和运用的科学文化知识、职业技术知识和技能、健康及劳动者的地理分布等，其投资主要通过教育、培训、健康医疗和职业迁徙来进行。舒尔茨曾断言:“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将会点石成金’”。这主要包括全面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快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建立健全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等。
4.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TFP的变动上。农业增长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其高质量发展必须着眼于增长背后的制度安排。乡村振兴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有关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等。这主要包括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打通金融服务“三农”各个环节，建立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约束机制；支持农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建立健全以服务“外包”为典型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
5.实现绿色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除了要求资源节约外，还要求具备环境友好的特征，最大限度地减轻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外部效应。具体可以在经典TFP指数的基础上，纳入环境容量约束，即构建绿色TFP指数。例如将污染治理费用视作一种要素投入，与传统要素投入一起纳入经济核算框架；或者将环境污染物视作一种不受欢迎的坏的产出，与好的产出一起纳入产出模型。实践上，这主要包括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行动等，通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让美丽乡村成为美丽中国的底色。
总之，我国正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这尤其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农业发展阶段，识别TFP增长源泉，充分释放生产率潜力，通过实现生产率革命来促进增长动能转换和农业创新驱动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战略研究”（18ZDA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